什么样的科学观才是科学的

当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的政策在不同阶段被先后冠以“科学”之名,当社保医保从合并到分离、再以“科学”名义重新合并,当高等教育规模的伸缩都被贴上“科学决策”的标签,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:究竟是科学本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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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7-20 16:38
34 0 原作者: 培训师王屹

当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的政策在不同阶段被先后冠以“科学”之名,当社保医保从合并到分离、再以“科学”名义重新合并,当高等教育规模的伸缩都被贴上“科学决策”的标签,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:究竟是科学本身具有兼容矛盾的弹性,还是“科学”二字已沦为政策变动的万能背书?在社会治理的语境中,被滥用的“科学”正在消解其应有的严肃性,而这种消解的根源,恰恰在于我们对科学观的认知偏差。
 
一、被模糊的科学边界:从政策矛盾看科学的滥用
退耕还林政策的初衷,是基于对生态恶化数据的科学研判——水土流失面积、沙化土地扩张速度等硬指标,支撑了“生态优先”的决策逻辑;而当下部分地区的“退林还耕”,若仅以“粮食安全”为由简单推翻前期生态成果,却缺乏对耕地红线与生态红线的量化平衡论证,这种非此即彼的调整,与其说是科学决策,不如说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。两种政策的矛盾背后,不是科学的动态适应,而是科学标准的缺失:当生态效益与粮食安全的权重可以随意切换,当论证过程回避核心数据对比,“科学”便成了任人打扮的标签。
 
社保医保的“合—分—合”更凸显这一问题。早期两者合并管理,逻辑是“降低行政成本、提升服务效率”;中间阶段分离,理由是“医疗保障专业性强,需独立监管医疗服务定价与资源分配”;如今又以“统筹城乡保障、优化经办流程”为由重新合并。三次变动都能找到局部合理的解释,但公众看不到的是:不同管理模式下的行政成本差异有多少?参保人实际报销效率、待遇稳定性的量化数据是什么?如果政策调整仅停留在“各阶段各有道理”,而没有连贯的论证链条和可追溯的效果评估,所谓的“科学”不过是权力运行的遮羞布——毕竟,若合并真的优于分离,当初为何要分?若分离确有必要,如今又凭什么证明合并的科学性? 

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。扩大高等教育面时,“提升国民素质”是科学目标;扩大研究生招生时,“缓解就业压力”又成了科学依据。但若忽视高等教育资源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,忽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量化监测,这种“科学”本质上是用短期政策掩盖长期结构性矛盾——当就业压力缓解的代价是学历贬值和人才错配,再动听的“科学名义”也掩盖不了决策的短视。

这些现象的共性在于:科学被剥离了“可证伪、可检验、可追溯”的核心特征,变成了“事后合理化”的工具。当任何政策都能找到局部合理的解释,当论证过程不向公众开放,当效果评估缺乏独立第三方参与,“科学”便失去了约束权力的功能,反而成为权力自证其说的武器。
 
二、科学观的异化:从“求真”到“求全”的偏差
真正的科学观,首先是“求真”的——它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,要求决策基于可验证的事实而非主观意志。比如生态保护,必须依据气候数据、土壤监测、物种多样性调查;社会保障,必须基于人口结构、财政可持续性、医疗资源分布模型。这些事实可能复杂,甚至存在争议,但科学的态度是公开这些争议,而非用“科学”二字压制不同声音。
 
其次,科学观是“有限”的——它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,不宣称“绝对正确”,而是为政策预留调整空间,并建立纠错机制。比如一项教育政策,若能预先公布“五年评估指标”,明确“若出现学历通胀将收紧招生”,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诚,远比“绝对科学”的宣称更可信。
 
但现实中,我们的科学观常常异化为“求全”——既要证明决策的正确性,又要规避可能的质疑,最终导致“科学”成为“完美闭环”的包装。这种异化体现在三个方面:
 
- 用“专业化”替代“透明化”:以“公众不懂专业”为由,拒绝公开论证细节,将科学决策变成少数人的“内部游戏”;
- 用“动态调整”掩盖“逻辑断裂”:当政策前后矛盾时(如社保医保的分合反复),不解释逻辑变化的依据,而是用“与时俱进”模糊核心争议;
- 用“多重目标”回避“优先级失衡”:在生态与粮食、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中,不明确优先级排序的标准,而是宣称“兼顾各方”,实则让决策沦为利益博弈的产物。
 
这种异化的结果是:科学失去了“批判精神”,变成了“辩护工具”;社会失去了对政策的稳定预期,陷入“无论怎么做都是科学”的困惑。
 
三、回归科学的本质:以“约束性”重建科学观
社会治理需要的科学观,核心是“约束性”——用科学的方法约束决策的随意性,让权力在事实面前保持谦逊。这种科学观应包含三个要素:
 
- 论证的公开性:政策出台前,必须公开核心依据(数据来源、模型参数、专家争议),允许公众和独立机构质疑。比如社保医保的合并,应公开“合并后经办成本降低的具体测算”“如何避免重蹈当初分离时的管理困境”,而非笼统宣称“科学决策”。
- 效果的可检验性:明确政策目标的量化指标和评估周期,由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。比如研究生扩招,应预设“就业率、起薪水平、行业匹配度”等指标,若三年后未达标则启动调整,而非用“缓解就业”一句话概括所有效果。
- 纠错的强制性:当评估显示政策偏离预期时,必须启动纠错程序,且纠错过程同样遵循公开原则。比如一项医保政策,若出现“基金缺口扩大”,不能用“暂时现象”搪塞,而应公开分析原因,调整缴费或报销比例。
 
这种科学观不追求“绝对正确”,但追求“过程正义”——它承认政策可能出错,但要求错误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;它不否认政策需要平衡多元利益,但要求平衡的标准是公开的、可讨论的。
 
当“科学”从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对合理性的辩护,当科学观从“约束权力”变成“为权力辩护”,社会治理便失去了最可靠的锚点。我们需要的科学观,不是“怎么说都对”的圆滑,而是“说清依据、接受检验、允许纠错”的坦诚。唯有如此,“科学”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,而非政策变动的遮羞布。

作者简介:

   

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学硕士

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

AACTP认证讲师,国家注册高级培训师

卓越绩效模式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

师源师资机构合伙人

西安交通大学在职教育中心特聘讲师

个人资历:

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11年,先后就职于某上市实业集团并担任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咨询组组长,服务业集团人资经理,某快消品集团人力资源总监。至今专注于培训资讯工作10年,先后为一千余家企业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,先后在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》,《企业管理》《市场营销》等刊物发表培训、管理及销售等方向作品二十余篇。

研究领域:

营销与销售  中高层领导力  团队建设与优化   员工职业素养    

部分服务客户: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海油、大唐集团、西飞汉中公司、安邦地产、新城投控、中建四局、三九药业、中国农业银行、重庆农村商业银行、五洋集团、华电集团、江西铜业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、富德生命人寿、TCL成都、拜耳医疗、港丰集团、石羊饲料、青海成实集团、甘肃信合、甘肃第二强制戒毒所、紫金矿业、兰州市商务局、天水市国资委、陇南市国资委、甘肃省产权交易集团、石油科技宾馆、兰州新区城投、兰州新区市政集团、金鹰押运、伊真集团、甘肃紫金集团、天华集团、陇萃堂集团、香满楼餐饮、脐血中心、华彬集团、华润怡宝、张掖电厂、豪马驾校、丰业商贸、锦江阳光国际大酒店、大唐集团、新世纪集团、大秦农业、公交集团、中铝、麦奥西集团等、艾克集团、普利斯、魔豆种业集团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兰州大学、甘肃政法大学、兰州城市学院、能化学院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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